餐饮企业和外卖平台，这个春天更要唇齿相依
4月10日，广东省餐饮服务行业协会（下称“广东餐饮协会”）联合33个广东各地协（商）会向美团外卖发出联名交涉函。协会呼吁，希望美团减免疫情期间广东餐饮商户外卖服务佣金5%或以上，以共克时艰。
这一呼吁发出后引发不少关注。
4月13日，针对佣金话题，美团外卖方面进行了回应，首次对外透露了部分真实数据。美团称，美团外卖从诞生以来持续亏损5年，即便在刚刚盈亏平衡的2019年，第4季度的外卖利润平均每单也不到2毛钱。平台的绝大部分收入需要投入在帮助商户提供专业配送、获取订单和数字化建设中。同时美团外卖在回应中表示，今年首要任务，是要通过平台切实帮扶300万餐饮商户通过外卖生存下来，并活得更好。
这一声明发出后，不少网友认为美团其实也不容易。
既然双方都不容易，但矛盾看起来爆发的却相当尖锐，这实际上可说是时下经济运行中，疫情引发新利益纠葛的一个缩影。
核心则是疫情导致餐饮市场的整体蛋糕变小了，在余下部分，各方争夺就愈发激烈。而较理性的做法，则是双方此时更应心平气和，多想想大环境，多理解对方的难处，相濡以沫，共克时艰。
因为双方的本质关系，还是利益共同体。美团是通过为餐饮企业提供配送服务成长壮大起来的，而餐饮企业则因为美团外卖而触达更多消费者。尤其是疫情的特殊时期，这种利益共同体表现的更为明显。
但为什么还会有佣金之争呢？餐饮业是高毛利低利润行业，在疫情之前虽然也有佣金上的争议，但基本上不构成太大问题。因为大多数餐饮企业还是依靠堂食生存，外卖属于锦上添花的增量收益部分，一般餐饮店也不太计较。但疫情的爆发使情况发生改变，堂食几乎归零，外卖成为主要营收，甚至是“救命稻草”，对佣金的敏感度也随之大增。
根据中国烹饪协会发布的《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餐饮业影响报告》显示，春节期间，78%的餐饮企业营业收入损失达100%以上，9%的企业营收损失达到九成以上。
在这种情况下，广东餐饮协会作为广大中小型餐企的代言人，出来争一争话语权，参与与平台间的利益博弈，当然天经地义。但也应同时注意到，这次灾难的罪魁是疫情，而不是互联网平台，更不是新商业模式，至少此时，不是激化矛盾的合适时刻。
事实上，餐饮协会站出来争佣金只是表现之一例，最近海底捞、西贝莜面村悄然涨价又高调撤回也是典型，都表现出强烈的求生欲，但急迫之下，未免有些举止失措。
时至今日，此次疫情期间中国互联网企业的表现已是有目共睹。各大互联网平台不但捐款捐物积极抗疫，成为维系社会正常运行的新兴力量，而且也几乎没有听说任何发国难财的事例，事实上，各大外卖平台虽然疫情期间运营成本增加，但都对商家进行了佣金减免。按美团的说法，疫情期间其按不低于3%-5%的比例返还外卖佣金，这可能没有达到广东餐饮协会减至5%的期望值，但也确是做出了利益上的割舍。
3%-5%的比例返还外卖佣金是属于疫情期间美团外卖所启动“春风行动”的一部分。按美团的回应，在这一行动中，除了返佣金之外，美团还针对商户推出每月5亿元流量红包、4亿元商户补贴，目前已经覆盖全国商户数量超过60万家，并对武汉商家在2-3月全面免除佣金直至封城结束。相比疫前，七成商户外卖单量已恢复60%以上，还有三成实现反超。以广东为例，目前返佣和活动补贴累计金额已超过1亿，经平台帮扶及商户自救，广深两地餐饮外卖商家订单恢复近九成，超五成商家订单超过疫前。
在交涉函中，广东餐饮协会并没有否认美团疫情期间的“春风行动”等做法，但现在的问题是，其认为美团的纾困帮扶措施力度还不够，美团外卖的服务佣金应该减5%及以上。毕竟，在一般认识中，美团是市值千亿以上的互联网巨头，家大业大，少收点佣金也无所谓。
如果按餐饮协会或者外界传言的说法，美团从每单外卖中提取了高达26%的佣金，再降5%不难，但问题是，美团对此已经予以明确否认。美团称，2019年美团外卖八成以上商户佣金在10%-20%，而且其中又有八成给了“外卖小哥”。
在外卖行业中，“外卖小哥”往往构成平台最大的成本，据公开发布的报告数据显示，平台负责配送的骑手数量达到了数百万，单工资一项就是个巨额数字，据美团2019全年财报数据显示，2019年美团外卖佣金收入为496.5亿，餐饮外卖骑手成本为410.4亿，骑手的配送成本占佣金收入超8成。这么算，美团外卖平台佣金收入确实有8成多都用在了骑手工资上。
美团之所以一直亏损，就是因为前期要通过烧钱和补贴来培育市场，美团和投资人承担了相当部分的骑手工资，以鼓励商家使用互联网送餐服务。
但那是之前在整体市场有限情况下的短期措施，烧的钱实际也有限。而现在外卖市场早已壮大成巨无霸产业，规模不可同日而语，疫情的爆发又眼看着使大部分餐饮企业转向外卖，这时候如果强行大幅度降佣金的话，对美团而言，恐怕就不是要钱的问题，而是要命了。
更关键的是，现在根本没有人知道疫情什么时候结束，连钟南山都不能确定，也就说即便暂时下决心继续亏损，也因为不知道何日是终局而难以决策。
在交涉函中，广东餐饮协会还提出了“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诉讼”、“独家经营”等关键词，但引入这些新兴平台经济中长期争议不清、是非难断的问题实际上只具有威慑意义，而无助于当下纾困。
平台型的互联网公司，与餐饮企业相比属于强势一方，现金流也更充沛，从这个角度讲，外卖平台不妨对各地餐饮协会的要求多加考虑，以放水养鱼的心态拿出更多举措，毕竟双方是荣辱与共的关系，餐饮业好了，平台才能更好。
但前提是，平台这种帮扶力度要以自身经营安全为底线。餐饮协会也应该心知肚明，互联网平台并不应对一些餐饮企业的经营难以为继承担任何道义上的责任。毕竟，时世艰难之下，真经营不下去的企业，即便佣金归零恐怕也是无力回天。
这个春天，餐饮企业和外卖平台，更应该唇齿相依，而不是相互攻忤。
